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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唐代藩镇，很多人觉得那是中晚唐“军阀割据、天下大乱”的代名词。在日本，唐代藩镇更是学界研究中国历史的重点领域。
2025年底，日本学者新见媛的《唐帝国の滅亡と東部ユーラシア:藩鎮体制の通史的研究》，翻译成中文后被冠以唐史研究“不可错过的创新之作”及“探索唐帝国命运的必读佳作”的标签，颇为畅销。
但事实上，对比中国史学藩镇问题扎实的百年学问，这本“畅销书”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该书延续了东洋史学研究对“胡”的执念，执着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对立，认为“游牧力量灭亡唐朝”。而所谓的“新”观点，则是把“内亚史观”和“征服王朝论”用于唐史研究中，进而试图论证唐朝政权内部的非华夏特性。
这种写法很容易迷惑普通读者，让人误以为“视野宏大”“考证深入”“他者视野新颖”，进而落入陷阱，却很少有人知道：20世纪初东洋史研究掺杂的政治属性、为战争服务的意图。这些背离历史真相的所谓“创新”观点，正是用学术外衣包裹错误史观的典型代表。
对于“唐代亡于安史军系”以及用藩镇解构中华、割裂唐代的错误谬论，我们不能沉默，必须用扎实史料正面回应。
▲唐安史之乱时期形势图。（图片来源：《中国疆域历史地图集》）
（一）被虚构出来的中晚唐“安史军系”，真能灭唐朝？
新见媛的核心观点之一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即认为“游牧力量灭亡唐朝”。作者的原话是：“唐朝军事力量的核心是游牧民……唐朝因农民起义而灭亡的观点难以有说服力”，认为是藩镇里的“安史军系”、游牧力量使唐王朝结束。
但这并不是事实。
中国学者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开篇定调：藩镇不等于分裂。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代的藩镇稳定在四五十个，割据的只有河朔型藩镇，主要是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之后虽拓展到河朔地区，但在藩镇总数中占比不及十分之一。
▲唐元和十五年（820年）河朔三镇。（图片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可在日本学者新见媛笔下，河朔藩镇成为了绝对主角，进而把安史之乱、安史军系力量提升到引领中晚唐、五代的地位，“阴魂不散”地左右政局，这明显违背历史原貌。
这一执念背后，是日本学界以己度人，用自己国家的经验解构别国历史，是日本史学的惯用思维，甚至扩展到公共史学。
2016年，日本一家电视台找到中国史学者，想把安禄山叛乱解释为“胡人的叛乱”，强行说安史之乱是“胡汉之争”，意图非常明显。这种用学术包裹的伪历史观是对“安史军系”执着的源头，在她看来，“胡”就是安禄山、史思明之乱以及河朔三镇、五代多政权的力量根本。
那么问题来了：唐代人认为安史之乱是“胡乱”吗？唐代藩镇的构成是“胡”吗？
黄正建先生在《唐人是否视安史之乱为“胡”乱》等文章中，用“数据”证明安史之乱不是“胡”乱，“安史军系”影响力远没有持续到唐末。
这里的“数据”是黄正建先生从正史、诏令、墓志、笔记中逐字辑录出来，以列表的方式对比唐人将安史之乱看作地方性谋逆的情况与边疆诸族叛乱案例数目，结果是108:35，可见当时人普遍认为安禄山、史思明及其追随者就是“大盗”、“逆”、“贼”行为。他还进一步整理《旧唐书》《新唐书》中所有讨论“安史”的记载，发现224条史料里提到边疆诸族内容的只有30条，仅占11.8%。
▲《旧唐书》中，将安禄山归在“大盗”一类。（图片来源：识典古籍）
与如此明确的量化、精准的统计相比，新见媛引用的史料则存在孤证和误读的情况，例如新见媛曾反复引用了一条史料，即《新唐书·张弘靖传》中提到：“俗谓禄山、思明为二圣，弘靖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众滋不悦。”新见媛第一次使用这条史料是提出“安史军系”藩镇有共同的精神信仰；第二次是用来说明安史军系所在的华北地区的价值观与“中华”不同；第三次上升为对安、史的推崇已成为普遍风俗且广泛传播。
但这条史料有两个缺陷，其一，《旧唐书》的张弘靖传没有“二圣”的说法，《新唐书》很可能是宋人新加，警示后世藩镇之祸；其二，史思明墓已经由考古部门正式挖掘清理，并没有被发墓、毁坏棺材的痕迹，说明此事并未发生，奉“二圣”的说法自然不成立，更谈不上藩镇联盟的精神共有了。
另外一个关键点在于，新见媛没有意识到中晚唐从中央到地方都是诸族混合的，她口中具有特殊性的、“与中华不同的藩镇官员”，多是秉承儒家思想的传统士大夫，他们只是在地方谋职而已。
正如杨志玖先生的研究：“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阀的破产农民和游民无产者”。藩镇群像的真实面貌，是农耕与游牧混合而且逐渐融合的群体。
▲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之一李光弼，正是一位契丹人。（图片来源：“辽河文化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二）脱离“中华”的“欧亚东部”，是在制造割裂与对立
新见媛另一个“独特”言论，是认为从“欧亚东部”视域才能看清中晚唐变局。即强调是“亚洲内陆世界为起点的变动”推动改变“中华世界”。
为证明此说，书中以回鹘代表草原力量、嵩山上生活的人群代表“狩猎民”（日语对应上还有渔猎民族之意）、山东半岛周边的海商代表海洋文化，勾勒出河北藩镇的“世界性”，它的强大是来自于外部，“中华”彻底衰颓，是依靠藩镇的游牧势力和域外力量存续。
试问新见媛书中“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内陆”没有中华的部分吗？“黄海、东海一带的亚洲海洋世界”的前提是不是要区分对应时代的国家与政权？
▲赤峰坝上草原。（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地理）
新见媛所定义的草原、海洋确实广阔，但视野开阔不等于混淆边界、解构真实存在的国家。唐代的“中华”兼有草原、农耕、海洋，岂能以“草原”“海洋”等标签割裂中华文明，将中华文明仅等同于农耕文明？
这种否定中华本身的独立、客观存在，或者压缩中华范围，在疆域上、领土上窄化到“中原”，正是新清史及东洋史学一以贯之的、阴暗扭曲的“内亚”“大东亚”区域限定。
此外，新见媛有意把传统“征服王朝”学说框架的上限提前到安史之乱。她提到，“安史之乱阶段没有实现的‘中央欧亚型国家’（也叫征服王朝）掌握了欧亚东部的霸权，与此同时，海上贸易的重要性也提高了。这种趋势合流于13世纪蒙古的崛起”。
钟焓先生曾在《重释内亚史》中犀利地驳斥过将安禄山的“大燕”政权等视为“早期征服王朝”的说法，从“创制了本民族的语言、内部民族隔阂的常态化、统治机制中大量超出传统律令制官僚国家的成分、恪守内亚传统的精神信仰”的要素看，安史势力不具备这些要素，相关的论著也就只剩一套说辞。
同样，新见媛极力把藩镇特别是河朔三镇与上述四个要素贴近，但没有史料支撑，只是在自行搭建的框架上强行发挥，所谓的“欧亚东部”视域、具备“早期征服王朝”性质的“安史军系”藩镇是非科学、无建设性的假说。
▲辽代白釉鸡冠壶，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是仿照皮囊壶烧制而成的瓷器，是辽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发展的实物例证。（图片来源：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无法遮蔽的真相：藩镇也是各民族“三交”的真实场域
本质上看，唐代藩镇成为日本学界解构中华的切口，一刀切在民族问题上，将安史之乱、河朔藩镇归为游牧族群与“萎缩的帝国”对立；一刀切开中华，用虚拟的“欧亚东部”把中国压缩为“中原”。
当新见媛想要效法东洋史学的老路子，把草原、农耕在地域和人群上对立，或是按照“非汉”、“汉”强调差异性，把回鹘、吐蕃、渤海国说成“国际”或者域外时，他们却无法回避这样一种真实的局面：即河朔三镇、河南藩镇、河东节度使治下，多民族生活一起，并没有因为安史之乱变得隔绝或者孤立。
书中强调的“回鹘血脉”“草原血统”“粟特血脉”，在藩镇内外随着与汉族、其他边疆诸族交往交流交融，区域内部的交融、跨区域的融合都在持续发生。
文化上，河朔藩镇以及其他类型的藩镇都共沐共享共传中华之风，直至五代十国，各政权自觉选择继承唐代的“遗产”。新见媛在终章“左右互搏”式地写下“河北三镇将唐朝的文化、制度传承到后世”、“河北最多地保留了旧唐遗风”等表述，与她前八章想要构建的藩镇独特性、非“中华”性、草原游牧性有着明显冲突，她无法逃避华夏之风对藩镇的浸润，无法遮掩藩镇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场域。
▲中国考古博物馆“历史研究院文物文献精品展”上的二十四史。（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以今天日本人的观念揣测唐人，没有进入历史的当场，就不会真正理解中华各民族的交融互鉴就在身边发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先秦至近现代的历史画卷共同证明：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历经安史之乱，藩镇的出现、区域性割据的产生，乃至唐朝的灭亡、五代十国的政权林立，人们不会认为分裂是常态，“人们总是力求统一，最后也终归于统一。这种统一的趋势，越到后来越强烈”，这是我国古代各阶层的共识。
如果以分裂思想理解中国古史，不是创新，而是误入歧途，只会在悖离历史原貌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作者简介：廖靖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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