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专栏作者 黄丽芬】
因2022年全国多地出台建筑业清退令，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进入施工现场作业，超龄农民工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2023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关注大龄农民工问题：2023年明确“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2024年要求“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2025年进一步提出“加强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2026年强调“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
文本截自《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
可以发现，政策对象从超龄农民工拓展至大龄农民工，范围明显扩大；政策要求从“维护好”到“做好”再到“加强”，力度不断提高；政策内容从“就业权益”到“就业扶持”再到“关爱帮扶”，目标不断深化。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农民工群体依旧受到关注。全国政协委员郭代军就表示，希望能保障农民工工资社保，不要让农民工“老无所依”。3月7日的民生主题记者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表示，十五五期间将落实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全面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这些变动，一方面反映政府持续加强对大龄农民工的关注和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大龄农民工是重大民生问题。而生计问题又是大龄农民工群体最突出问题。
本文以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为主体，从生计压力和生计机会两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退而不休”：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压力
如中老年农民一样，大龄农民工也没有退休概念，因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适务工机会而返乡后，他们并没有“躺平”，而是寻找各种经济机会继续劳动。这里面既有勤劳节约、“活到老干到老”的劳动观念，更因为他们有较大的生计压力。
需要指出，这里的生计压力不是日常吃用等基本生存意义上的压力，而是与家庭再生产相关的经济支出压力。具体来说，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压力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未完成的人生任务、托举子代家庭、自我养老储蓄，以及村庄人情往来。
先说未完成的人生任务带来的生计压力。
根据定义，大龄农民工年龄在50岁以上，他们中的相当一批要么没有完成人生任务，要么因为人生任务而背负债务，在刚性支出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退而不休”。而所谓人生任务，包括两个部分：“生养”和“死葬”，其中，生育、养育和教育子代并帮助其结婚的经济压力巨大。
因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婚姻市场的区域性挤压等，导致“谈不到”“娶不起”“稳不住”成为影响中西部普通农民家庭至深的婚姻困境，为了完成人生任务，父母们在极大的经济压力下进行“婚备竞赛”。彩礼、婚房、婚车、三金五金、上下车、婚照婚仪、改口过桥等费用，不仅掏空了大龄农民工的多年积蓄，有的还需要举债，提前预支未来劳动所得，巨大的婚备压力使得“因婚致贫”甚至成为不少大龄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而且，人生任务压力下的劳动是焦虑的、紧迫的、不确定的，“任务没完成就要不停干”。
资料图：央视三农
再谈托举子代小家庭带来的生计压力。
家庭再生产分为简单家庭再生产和扩大家庭再生产两种：前者的家庭再生产目标是围绕人生任务进行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后者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则与城镇化、教育提升、阶层跃升相关，需要调动更大范围家庭资源，实现家庭合力最大化。用大龄农民工的话说就是，“完成任务扶上马不算好，还要送一程”。
当前我国农民家庭正通过“一家多制”通向城镇化目标，在帮助子代落脚县城的基础上，大龄农民工们还需要为子代小家庭在城市体面生活、完成职业和身份转换，也就是扎根县城而努力。
具体来说，他们对子代小家庭的托举包括4个方面：
首先是直接的经济输送，在孙代教育和房贷甚至是日常生活费上贴补；
其次是实物输送，大龄农民工将耕地所得的米面油、肉蛋奶等送到县城，用以减轻子代支出压力；
再次是劳务代理，通过帮忙做家务、带孙辈等保证小夫妻劳动力的充分且安心就业，也因此，大龄农民工变成“老漂”；
最后是关系代办，当前农民家庭多没有正式分家仪式，即使子代早已结婚生子，但并未亲自参与人情往来，而是由父母代为打理。
正因为子代小家庭扎根县城具有不稳定性，大龄农民工即使已经完成任务，也要为扮演好“辅助者”角色做准备，现实状态是既“操劳”又“操心”。
然后是为自我养老储蓄的压力。
大龄农民工大多有着“老无所依”的焦虑，提前准备好养老钱是彻底干不动之前的奋斗目标。
一方面，在其务工历程中，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标是挣钱带回家，有的因企业避责，有的因农民工自己不愿意，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完成职工社保缴纳，而在中西部县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到手只有200元左右，无法支撑养老费用。
另一方面，子代小家庭城市化遭遇资源紧张，在养老反馈上，不仅难以亲自照料，而且可以预见经济支持力度也有限，养儿防老预期被打破，自我养老已成事实。
从而，在完成人生任务后，大龄返乡农民工大多为自养做准备，有的打算60周岁之前存好钱，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60岁以后每月拿1000元左右养老金而努力，有的为自养积极储蓄，话语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资料图：新华社
最后是村庄人情往来的支出压力。
虽然大龄农民工返乡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反复性，但他们中的相当一批将最后落脚点定位在老家农村是确定的。在回乡养老预期下，大龄农民工会积极主动维系人情关系，而这需要较大经济支出。
近几年虽然各地农村在整治无事酒、移风易俗上取得一定效果，农民人情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较重，每年家庭人情开支大几千及以上是普遍现象；在子代接手之前，为了保证正常的人情往来，大龄农民工也不能“躺平”。
总结来说，在劳动性质上，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退而不休”与普通农村老人朴素的勤劳差异巨大：
普通农村老人的勤劳，是自养状态下的主动劳动，休闲面向突出、负担面向较弱，是无压力状态下的自我驱动，是“不想休”，用老人的话说就是，“做习惯了，动一动更健康、更快乐”；
而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退而不休”，是生计压力下的“不得不做”，是家庭再生产压力加大、劳动力市场接受度降低二者张力的产物，是“不能休”与“被退”的结果，负担面向突出。
二、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机会
大龄农民工的返乡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分层沉淀，继续在尽可能大的城镇市场寻找务工机会，延迟最终返乡时间，增加经济积累；二是再次进城，劳动力市场变现能力弱化、子代家庭诉求强烈时，大龄农民工选择进城带孩子；三是彻底返回老家农村养老。所以，大龄农民工返乡，并不是从大城市直接到小农村，而是一个渐进过程，一方面从整体看是逐步退回的，另一方面从阶段看是城乡往返的。
在这个复杂过程中，退回家乡县域是一个重要节点，他们需要依托县域经济空间获取生计机会，而这包括乡村经济空间和县城经济空间两类，前者由农业生产及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关的业态构成，后者主要由县域工商业构成，乡村经济空间有限、中西部县域工商业体量不足是影响大龄返乡农民工生计机会的两大限制性因素，在此影响下，许多大龄返乡农民工形成“务农+务工”的灵活兼业模式。
乡村经济空间有限，主要包括3个层面。
一是农业收益有限，在“人均一亩三分地”格局下，大龄返乡农民工很难通过务农解决生计压力。
因为前期长期务工，大龄农民工家庭的承包地要么转租给村中“大户”“中农”或“职业农民”，收转回来耕种可能没那么方便；要么长期荒芜、再次耕种难度大，因此部分大龄返乡农民工选择继续转租出去，自己只种个菜园，降低日常买菜开支。
同时，村庄耕种秩序已然成形，一方面大龄返乡农民工很难在短时间内流转到适度规模的耕地，另一方面一个村庄范围内大龄返乡农民工数量，远多于耕地可承载的适度经营户数，从而即使能够流转到合适的耕种面积，也仅限于个别人。对大多数大龄返乡农民工而言，种植小面积土地的收益远不够解决问题，还需要外出寻找更多就业机会。
二是农业现代化经营中的土地大规模流转、现代农业服务市场的进入，导致部分返乡农民工无地可种。
在设想中，土地大规模流转后农民可以进入农业企业成为雇工，拿到租金和工资两份收入。然而，现实情况是，农业企业出于专业管理、节约成本等，往往尽可能减少雇工量，少量农业务工机会并不足以满足大龄返乡农民工的需求；同时，农业雇工具有季节性，忙闲不均、不稳定性强，从而总收入并不高。
三是乡村非农务工机会减少。
乡村非农务工机会主要来自乡村建筑、乡村工业和乡村第三产业。在乡村建筑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农民返乡建房数量降低，从而就业机会减少。在乡村工业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大多中西部普通农村的集体企业要么转制，要么停工，整体上乡村工业就业机会有限。在乡村第三产业方面，虽然乡村振兴中农文旅融合等项目吸纳了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上马这类项目的主要是少数亮点村，多数普通村庄缺少此类就业机会。
1月24日，在安徽省亳州市体育馆，求职者在2026年“春暖农民工”服务行动启动仪式专场招聘会上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图源：央视新闻
而在中西部县域，工商业体量不足，又导致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正式工作机会对大龄农民工的挤出效应。
虽然相较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县域工业体量较小，但县城及周边仍有相当数量的工商业工作机会，包括工业园、工厂、商场等。但是，县城正式工作机会往往被年轻陪读妈妈、县城及县郊村的劳动力占据，与他们相比，大龄农民工在脑力体力、社会资本等方面没有优势。从而，只有少数大龄农民工能在家乡所在县城找到正式工作机会。
二是非正式工作机会的不稳定性。
大龄返乡农民工中的多数在县城从事非正式工作，工作类型包括保安、保洁、保姆、临时工、日结小工、小摊贩、洗碗工、服务员、搬运工等。整体来看，这些工作有4个特点：
首先是进入门槛低，对工作技能要求不高，工作机会相对丰富，大龄农民工可以根据情况进行选择。
其次是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欠佳。以饭店洗碗工为例，不仅要求长时间站立，而且手部长期浸泡水和洗涤剂，身体消耗极大，长期坚持难度大，所以很多县城小饭店常年招聘洗碗工。
再次是不稳定性强。有的是季节性强，如每年端午、中秋和春节前的大量临时用工，节假日一过就销声匿迹；有的是市场不稳定，产业转移后，县城有一批来料加工的小作坊入驻，吸纳了大量县城劳动力，但这些小作坊对订单依赖度高，如没接到订单就暂时歇业，而且存在拖欠工资和跑路风险。此外，近些年县城城市面貌治理压缩了小摊贩的生计空间，安全生产治理又关停了一批“三合一”场所，提高了小作坊经营成本，部分小作坊因此倒闭。
最后是工资水平相对较低，除小摊贩外，相当一批县城就业的大龄返乡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不到3000元。门槛低、强度大、工资低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工作的不稳定性。
整体来看，在乡村经济空间有限、中西部县域工商业体量不足的综合影响下，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模式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兼业性。
虽然农业收益有限，但一方面务农可以节约生活开支，且时间占用并不多，另一方面是大龄农民工为后面彻底返乡养老做准备，所以相当一批大龄返乡农民工不会放弃务农。但仅靠务农又无法化解生计压力，必须辅以多种形式的务工，从而形成了“务农+务工”的生计模式。至于务农和务工哪个为主，情况十分多样，大龄农民工往往通过比较二者收益关系做出调整。
兼业性还体现在务农和务工两部分内部，耕种自家承包地的同时，还在周边寻找农业雇工机会、乡村非农务工机会，在县城务工的时候，有的经常更换工作类型，有的同时打几份工。
二是灵活性。
县域社会是一个扩大的熟人社会，虽然工作机会总量不足，但借用各种社会关系可以获取多元工作信息，大龄返乡农民工根据农时、市场的变动快速调整工作岗位，灵活穿梭在县乡村各种经济空间中。
很显然，灵活性的背后是高度不稳定性，而这对大龄农民工可能带来两个影响。首先是隐性失业问题，在就业机会总量不足前提下，频繁更换工作意味着经常性的“无事可做”。其次是劳动权益受损问题，大量短期临时工作中，一方面是基本工作权益无法保障，如工伤事故处理纠纷，另一方面是工资拖欠问题，现实情况是，即使明知工资拖欠风险较高，大龄农民工还是选择接活，因为“一时间找不到别的活干，不干绝对没钱，干了还能拿到钱，只是讨薪累点”。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农民工在参加招聘会 图源：新华社
三、相关政策建议
针对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压力，县域政府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关爱帮扶工作：
首先，持续开展移风易俗工作，整治天价彩礼、仪式大操大办、无事酒等事项，减轻农民家庭再生产压力。
其次，持续加强社会保障支持力度，为大龄农民工提档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提供便利渠道。同时做好乡村公共养老服务，为大龄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提供助力。
再次，加强大龄农民工就业支持力度。结合大龄农民工灵活就业特点，一是增加对散工、日结工等不稳定市场从业人员的社会关怀力度，在工伤纠纷解决、欠薪政治等劳动权益保障方面提供及时且有力支持，打造县域零工市场，提高工作信息的可获得性；二是为“地摊经济”“烟火经济”等非正式经营形态保留空间，在强化管理的同时为大龄农民工获取经济收入留有渠道；三是通过家政培训、资格认证与发放等为大龄农民工进入更多元职业领域提供指导。
最后，乡村振兴政策应该将大龄返乡农民工生计问题及其可持续性纳入考量，例如在农地和宅基地政策上为大龄农民工保留返乡退路，在农地上避免一刀切式地推进大规模流转，在宅基地上保留一定冗余空间，让“回得去的老家”为大龄农民工提供归属感和稳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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